叙利亚笑了 美国恼了

[15]David Skillen Bogen, p. 16.[16]David R. Upham, p. 1498.[17]David R. Upham, pp. 1499～1500。

在中央规定的幅度内确定本地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的权力等。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政府与公民的相互独立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财政风险，那就是公共权力被滥用的风险。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５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国家债务负担持续加重，国家发行公债从１９８６年的１３８．２５亿元扩大到１９９３年的７３９．２２亿元。我国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政府间事权划分仍很不清晰。如果把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也纳入这里法的范畴，那么，税收法定原则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控制政府征税权的功能。代议机关一旦全面控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就牢牢地扼住了政府的经济命脉，进而取得了对政府的全面支配地位。

哈耶克认为民主的含义就是：不论存在什么样的最高权力，它都应当由人民之多数或他们的代表来掌控……⑿ 分税制在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机制，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必然是而且 应该是一种民主财政。⑸（二）提升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是分税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财政制度的变革过程，实际上是公共权力结构发生转变的过程，其核心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但法律文本存在内在模糊之处时，如果法官能够把解释权力移转给其他机构，比如在解释制定法时移转给行政机关，在解释宪法时移转给立法机构，那么法律制度本身就会将文本解释得很好

[30]（P.4－5）就我国而言，由于缺乏珍视形式主义的传统，学界常常有意无意的扩大形式主义的局限性，张嘴闭嘴即谈形式主义的衰落，甚至往往把合理性认定为法律所不允许的闯入者，如果从事逻辑的构成的工作，就好像是法律学的莫大的堕落。参见[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注：Reinhold Zippelius，Einführung in das Recht，Heidelberg，2003，Band4，S．108．）无论是团体设立自由、所有权自由、契约自由，还是婚姻自由、遗嘱自由等均为个人自由，概莫能外。不能说积极自由没有道理，但它具有双重性：善用则利，不善用则害。

仅言及此点或许平淡无奇，但从历史沿革的视角来看待这一类型却能发现该分类实富有革命性意蕴。从政治哲学视角研究私人自治问题，最核心与关键者乃在处理私人自治与国家管制之间的关系。

但总体而言，追求分配正义的制度在私法中毋宁较为稀罕与少见。（注：形式合法性要求放弃分配正义和在个案中伸张正义这样的目标。一如拉伦茨所言，法律行为之所以产生法律后果，不仅是因为法律制度为法律行为规定了这样的后果，首要的原因还在于从事法律行为的人正是想通过这种法律行为而引起这种法律后果。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那么最好还是坚持较为形式主义的合同法，尽管会缺乏灵活性。

）一如颜厥安所述，自由之最佳实现诫命的规范宣示对象或义务人，则是统治这个社会的国家。参见[美]丹尼尔A·法伯著，刘秀华译，何玉梅校:法律形式主义举隅，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我拒绝的是那种夸大的法律形式主义，它认为法律概念之间的关系才是法律和法律思想的精髓。即使一些学者认其为义务，但由于只要当事人诚信地协商谈判了即符合再交涉的要求，并不一定要最终达成一项新合同，从而该义务也被认属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

I．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in his Four Essays on Liber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129，161．）这种自由的确立以独立的个体的出现为根本前提。[22]（P．293）最后，但绝非最无足轻重的是，此种制度设计在客观上害及行为自由。

正是通过国家的努力，人们才能自立，从而享有更大的自由。要件过狭固然无助于达致周全保护承租人的目标，但要件过泛则可能损及出租人的处分自由，偏离保护私人自治的价值取向。

[27]陈忠五:法律行为无效之规范依据，载《黄宗乐教授六秩祝贺———财产法学篇(一)》，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强制性规范的设置又何尝不应如此。无效，则意味着法律行为被排除在国家主流秩序之外，处于地下化状态，甚或自生自灭。其旨在维持一个不受国家干涉的私人领域，以为不受限制的个人发展赢得空间。钱永祥指出，如果我们关心个人的自由，我们其实是在关心特定制度(以及这些制度所结合搭配成的社会关系体系)是否容许个人拥有自由。若不区分权限规范与行为规范，在适用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性规范无效的规则时，就会如同判断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作业一样，容易轻率地将违反权限规范的法律行为解为无效。

这些角色把个人束缚在各种社会共同体中，并且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和通过这种共同体，那种人所特有的善才可以实现。）谦抑乃是一种谦虚的品格与节制的态度。

[17][日]五十岚清:情势变更·合同调整·再交涉义务，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5卷)，刘士国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Steven J Burton认为，法律形式主义的主张是，法律推理将能够按照明确的规则和逻辑来决定所有法律要求的行为。

自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理性的、理想性的、高级的自我，它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能从长期上进行筹划。自由政策的使命就必须是将强制或其恶果减至最小程度，纵使不能完全将其消灭。

分配正义经常把得失观念强加于人。（注：参见郑玉波:《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此类规范原则上针对法律行为的过程而非法律行为的结果为评价，它仅提供若干合理或正当的行为标准，若民事主体在从事法律行为的过程中遵守这些一般性的限制性条件，则无论由此产生的结果为何，该结果均被会论断为公正。其对立面是以国家干预（staatseigriff）个人自由（S），或政府管制（governmental regulation）个体行为（G），为主要的思考型态。

立法者应尽量多委诸私人自决，让强制性规范居立补充地位。（注：E．Mckendrick，Contract Law，4th edition，Palgrave Publishers，p.74(2000)．）由此看来，意思因素与规范因素均为法律行为生效所不可或缺。

[33]（P.325）在21世纪已走过十年，正迈向第二个十年的今天，我们又何尝不应如此! 注释:该文是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FANEDD2007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7CFX018) 和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的成果形式之一。因此，尽量减少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实为维护私人自治所必要。

）则受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即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为保障私人自治计，私法中公权力的运作应保持谦抑性，这一品性对民事立法者与司法者提出了多诉诸合意机制而少运用强制工具、慎重设立强制性规范、不以分配正义为念、审慎适用不确定概念或概括条款、对强制性规范奉行严格解释规则、将私法强制性规范区分为权限规范与行为规范、重视司法形式主义的价值等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看，上述从正义理念的差异来探寻公私法区分的观点诚非无据。（注：个人的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是由议会和法庭的集体行动决定的。囿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意思说确实无法为法律行为效力之源提供百分之百的解释力，如限制行为能力人诈术行为被民法强制性地规定为有效、法官藉诚实信用原则所作的法律行为解释或漏洞填补为当事人设定非意图的肯定性义务等，其合理性均非纯粹的个人意思所能说明，但将本仅对非常规状态具有直接解释力的信赖说等规范说升华为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解释模式则更不妥当。……当法律文本清晰而又明白时，法官应当坚决地遵循它的字面含义，绝对不要通过诉诸法官个人认定的制定法目的、立法者或者起草者的意图或理解、公共价值和准则或者一般的衡平而赋予文本其他含义。

令经济力较强者予经济力较弱者以相当的补恤，不仅让财富产生债务，使民法俨然变成劫富济贫的工具，混淆私法与社会法的分际，而且难免会造成法院不审慎认定加害人是否具有过错，从事的作业是否具有高度危险性，而基于方便、人情或其他因素从宽适用此项公平责任条款，致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任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规范功能，软化侵权行为规则原则的体系构成。由于私人自治是私法的主导原则，对私人自治不仅不应谦抑，反而还应扩张，因此，较为准确的表述应为私法中公权力的谦抑性。

其二，只有存在法律漏洞，或适用规则将产生极端不合理不公正的结果时，方能动用概括条款。因此，意思与规范在法律行为生效中具有一种里表、瓤皮关系，个人意思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发生具有决定性与主导性地位。

（注：孔德赛指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法观念中不存在明确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概念。详言之，由于国家授权个人自主决定，而各人的自由势必会发生冲突，故国家在授权的同时必定要规定协调各人自由的条件，惟在此条件下，各人的自由才能均获实现。